新中国
政治本质上是对稀缺资源的分配
国家的主权融合在制权里面，在部分官吏和行政者手中。
定都
在表决前，沈雁冰汇报了第六小组的研究讨论意见，提出了定都北平的理由：“国民党反动派过去定都南京，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便于依赖帝国主义，因为南京靠近上海，而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自己的国家，它依靠的是中国人民，自不一定要建都南京了。北平为中国的首都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在政治上，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内，人民力量雄厚，规模弘伟，文物集中，是世界上有名的历史的大都市之一，且自五四以来，这里就是新文化思想的摇篮。此外，在地理上，北平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中，将来有足够的扩充的余地，在交通上是四通八达，有平沈、平绥、平汉、平沪等铁路干线，连络全国各地。总之从各种条件看，北平实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各种资格。
因此，我们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
事实上，沈雁冰说的理由包含了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南京定都有些不合适，对此毛泽东也有相关的论述。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第二，就是北京有悠久的历史和革命传统，在很多时候都起到了革命的先导作用。第三，就是北京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交通优势。这里就说一点，北京靠近当时是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和蒙古，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
改革开放
1978 - 1983年的宏观调控 1978~1983年，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随着计划控制的放松和价格改革的推进，短缺经济时期所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致使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
1984 - 1986年的宏观调控 1984~1986年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
1987 - 1991年的宏观调控 1987~1991年是中国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也是第一次自觉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
1993 - 1997年的宏观调控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框架开始建立，为中国及时有效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组合调控经济创造了必要的制度基础和有利的体制环境。
1998 - 2003年的宏观调控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降等现象，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抑制日益加深的通货紧缩趋势，中国从1998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4 - 2007年的宏观调控 十六大以来的5年，是我国“入世”后全球化进程最快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货物商品、服务贸易流量和贸易盈余规模急剧扩大，在资本流出逐年递增的同时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
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早在清末民初就有所萌芽，当时政治上的内忧外患、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权利思想的交锋,为分税制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清朝末年,地方督抚军事政治一把抓,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日渐衰落,满清部族政制发生了变革。
在1994年，分税制应运而生，并维持了长达24年之久。
于是，为了重点提高财政收入占GDP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这两个比重，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镕基带领包括体改办、财政部、税务总局及银行的60多人，从南向北，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开始与地方逐一谈判。经过了艰难的谈判、调整和让步，1994年，分税制正式在全国推广，国税、地税正式分家。
长征与章北海
伟大的逃亡，衡量现有体制只会走向灭亡的前提下，保存实力重开一局达成伟大的胜利。
旧中国亡于金融体制的落后与民族融合，在明清鼎革后的四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人口稀疏、资源丰富，人均占有巨量的资源，但仍沿用着农耕时代的技术路线。
论持久战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
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
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
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
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
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
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
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大有大的难处，要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文化工作一定是要做好的
清
摊丁入亩、耗羡归公，以及一体当差纳粮，每一项都等于是从各种老爷兜里掏银子。雍正即便向天再借五百年也办不成让这些老爷乖乖自愿掏腰包的程度，但他也毕竟是成功地掏了老爷们的腰包，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掏出来的银子，与形成的制度，直接惠及了乾嘉两代。
明
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是个彻头彻尾的农民，他对于国家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创新没有概念，因此他所创建的体制也非常僵化。
到了明朝末年，大明已经成为世界上商业最繁荣的国家，远超当时的英国伦敦，大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自由市场，他既不禁止人从商，也不禁止商品流通，商税低到令人发指，只有三十税一。这完美符合了亚当斯密所鼓吹的：政府不应该插手经济，不该管生产和物价的三不管理论。
明朝丧失了铸币权（自己发行的货币无法竞争过白银，白银逐渐成为国家主导货币，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更是简化了流程，乱七八糟的税负大部分全部用银子），就连最关键的货币也完全市场化，大量的铜从日本进口，铸成的货币不仅在本土合法，而且返销日本，赚取一道剪刀差。而大明的百姓们自发选择了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白银在明的产量很少，只能靠日本和欧洲的走私，按照西方的理论，晚明国家不管，大量财富藏于民间，应该是万物勃勃竟发的状态，但事实上，朝廷的退让给了地方豪强巨大的权力空间，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往自己腰包里划拉。货币自由化的结果就是谁有银子谁是大爷，豪强用银子和货币的剪刀差疯狂收割底层百姓，并用走私出口攫取暴利。这些疯狂的资本主义把硫磺、铁器走私给北方的蒙古人，让这些原本还在骑马射箭的野人有了南下攻击大明的实力，简直是资敌亡国的教科书级别演示。
由于明朝的货币完全依赖于国际贸易的输血，到了1630年代，日本德川幕府搞起了最严厉的闭关锁国，白银严紧外流，接着西班牙控制的美洲银矿面临枯竭，大量减产，于是一场恐怖的大通缩降临了，这对底层的农民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一条鞭法强制了农民用白银结算税收，迫使旧经济制度下的农民被迫进入他们不熟悉的商业的世界。由于白银的价值变高，农民们卖儿卖女都换不到足够交税的白银，他们被迫成为流民。
怀宗崇祯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风霾，占曰：“风从干（乾）起，主暴兵城破。”
明朝亡于党争，这是直接原因，党争导致明朝没有一个政策能持之以恒执行下去。明朝后期有几项政策复盘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还是很有希望的，不过最后都在内斗中熄火了。
农民的土地上报的时候经常说荒废，其实是兼并到地主家去了。地方官也不管，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受益者，比如在松江府，最大的地主就是当朝首辅徐阶他们家，谁敢管啊。所有系统到了晚期有的特点，就是所有利益都板结成了一块，基层直接能捅到上层去，就跟《西游记》里的剧情似的，几乎每个妖精背后都有后台。
作为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穷到可怜巴巴的向朝廷官员募捐，但是昏聩的中间阶层，宁愿把银子烂在自家的地窖里面，也不愿意拿出来为国家筹集军饷。晚明的白银储备达到了恐怖的世界的一半，但是上层统治阶级缺钱到上吊，底层被压迫的流离失所，钱全部落到了中层的口袋里
元
取《易经》的“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 “大元”。
同期世界历史
元朝同一时期莫斯科公国开始扩张，后来成为了沙俄。元（大帐汗国）+ 金帐汗国 + 伊尔汗国 + 察合台汗国 = 蒙古
元大都是世界著名经济中心之一。 元朝北方著名城市很多，真定，大同，太原，奉元（西安），开封，济南，和林，肇周 （金黑龙江肇源县西南）等聚集大量汉人和西域商人。
文化下移趋势
由于科举长期不举办（自统一前的元太宗举办了戊戌试、元仁宗时才重开科举，时隔七十年左右），读书人晋升无门而郁郁寡欢、转而投向市井文学创作，加之前朝市井文化的自然发展，“元曲”这种文体就诞生了。
元代统治者多数不懂汉语，蒙古人、色目人、畏吾儿（维吾尔）、回回等统治阶层大多不会说汉语，官方用语以蒙古语为「国语」，因此在大都（北京）的街巷，被称为「胡同」——这要汉族人的政权，一定是「巷子」。
近代的官话大体上就是从元代开始酝酿的，尤其是北京此后成为中国的政权中心，蒙元、满清两个北方外来渗入了原本以汴京为代表的中原官话，加上底层百姓的俗文化的对语言的影响（看看元话剧里的对白，以及《金瓶梅》中的白话，跟今天的普通话已经相当接近了），此后的官话（普通话）变得跟南方汉族的语言有了很大的区别。
文化下移的趋势在唐宋时期已经有所发展了（宋话本的出现即为一证），然而从文字材料上可以感觉到，元代算是文化下移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重要性可以说不亚于唐宋。
元朝只持续了不到90年的时间，是一段非汉人主导的民族融合。此期间九儒十丐，至少读书人过的不好。耕地变牧场，北方农业被破坏，连农业税都没有了。
火器
宋元 400年间，冷热兵器混用。不止中原，所有交战的外族都掌握火器。南宋时成吉思汗之孙西征，将火器带去欧洲。明朝因为打仗缴获兵器，东西方火器技术交融，如（嘉靖）和入侵广东的葡萄牙舰队打过仗，红夷炮是从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雍正国内稳定，闭关锁国，火器再无发展。同时期欧洲战乱频繁，火器创新上大大领先。
宋
宋朝前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史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如此细碎的割据，是唐朝后期的节度使制度造成的。
百年动乱击溃了之前所有的政治共识，出现了大量军阀兵强马壮后称帝的例子，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其中之一。
他本是一届平民，因为郭荣郭威政权的后继无人得以登上历史舞台。
定都
宋时期开封一是大运河的枢纽，二是地处中原有万亩良田，三是长安和关中的衰落和经济中心南移，开封可以连接江南，交通比洛阳更方便，其实理想状态下是收复燕云十六州，定都开封，开封直接当枢纽，可是北宋没拿下。
所以结果是以开封为都的北宋战斗力拉胯，铁血大怂的名字如雷贯耳，但另一方面是北宋恐怖的经济实力和封建王朝里天花板级别的科技教育文化商业，太平时期民生也是封建王朝里数一数二的。
赵匡胤说，你们只看到了开封无险可守，没看到运河运输物资，陆路交通之便利。唐朝守在关中一样被灭了。高赋税地区通过运河往长安运输钱粮经常被中原叛军劫走，所以干脆定都开封。当时赵匡胤还设想从南阳挖一条人工运河到开封，这样四川盆地，湖北，湖南的钱粮就能走汉水北上到开封不用绕扬州，多一条通道多一份安全。但是运河挖到方城县发现低估了工程量，最终放弃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就是沿着当年北宋的南阳运河挖的。
早在战国时期就是魏国都城大梁所在。大运河成形之前就是鸿沟的重要码头，可以沟通黄淮在古代没有铁路的情况下，放眼整个北方简直是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宋仁宗
“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缔造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让手下的臣子们大放光彩。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是宋朝人，欧阳修苏洵苏辙苏轼王安石曾巩，都是在宋仁宗时代出现的。
学术界百家争鸣，形成了官学连学硕学弱学新学诸多流派，北宋五子也都是宋仁宗时期的大学者。四大发明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也都诞生于这个时期。
政治界，范仲淹组织了“庆历新政”，领导“西风变法”的王安石张敦一代贤臣包拯。《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正是范仲淹变法失败，人生与政治生涯最失意、最低谷的时期之一。因新政触怒权贵，变法仅一年就被贬出京城，成为了地方官（河南邓州）。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48645
南宋
南宋是个海权国家？
马汉的《海权论》
历史小插曲
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西京转运使程能向宋太宗上疏，拟在河南南阳下向口(今下向铺一带)筑坝置堰，拦住白河水，将水引入石塘、沙河、蔡河(开封东南)及睢水，直达汴京，并与南方的湘潭漕渠连贯起来，解决南方物资北运的困难。遂下诏书征发州、县数万民工和官兵，堑山填谷，经博望、罗渠、少柘山(今二龙山)，施工月余，竣渠百余里，抵达今方城县城东南的八里沟一带，因系汉淮分水岭地势高，修成渠高水低，水不能至。后遂增加民工，突击开渠，仍未修通，石堰又被洪水冲毁，漕渠开挖就此废止。北宋引汉通淮，选线方城缺口，南水北调，限于技术条件，虽未成功，但它的实践尝试，还是具有启示意义。
五代十国
唐
隋与唐，不过是一个权力集团的延续。
李世民
开疆为功，守成为德。
祖有功而宗有德。
按理说，李世民是可以做祖的，
这能看出来李世民的政治理想，他为了父慈子孝，
给李渊上谥号时是太武皇帝，他把武给了他爹，
作为对比，
杨广把他开疆拓土的爹谥号成了文帝
李世民说：我看了所有的兵法和史书，说到底的核心密码不过是“想尽办法让敌人判断失误，我们去避实击虚”而已。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
李勣（ji）
早在贞观十七年李治刚当上皇太子的时候，李世民就已经把这个瓦岗系的老将军安排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出将入相了。人这辈子，越往人生的后面走越拼人品，李世民对李勣是这么说的：我把孩子交给你了，我思来想去没人能比你更值得我托付的了，当年你对李密都能那么够意思，现在咱们这感情你更不会辜负我！后面打高句丽和薛延陀，李勣又出相入将的出去平事了，等仗打完又出将入相的做回了太子詹士，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回了政事堂。
詹事，中國古代内侍职官之一，秦朝起设立，主要掌管皇太子宫中事务。
大唐的这种出将入相的机制让“文”和“武”能够动态平衡，读书人不会看不起血性的将军，下了马的将军也知道终身学习，这种文武平衡能出能进的导向对于整个官僚体系和国家风气都是具有巨大良性导向作用的，文明与制度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尚武与拥军是为了保卫我们的文明，一边我家大门常打开的长安欢迎你，一边犯强汉者虽强必戮虽远必诛，这是一个统一的综合体。
“太子洗马”就是辅佐太子，教太子政事、文理的东宫属官，秩比六百石，从五品官衔。
“洗马”的“洗”应该读作“xiǎn”。
“洗马”是个古老的官职，它源于先秦天子出行时，诸侯为天子“先马”的仪式。秘书长
李靖
李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才型军事将领，陆战水战千里奔袭。
三擒国主苏定方。程咬金，将才。苏定方，帅才。赏识苏定方，带他讨伐东突厥，决定东亚命运的一战。
唐王朝建立后，四境未平，李靖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这才逐渐崭露头角。
2个月南平萧铣，3个月北灭东突厥，4个月西定吐谷浑。之后平定萧铣、征讨岭南、平定辅公祏、总管灵州，然后高光时刻来了，先是尽灭刚刚对唐王朝产生严重威胁的东突厥，紧接着又大破吐谷浑。这几场仗，要不是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以几短时间、极小战损取得全面胜利（难度高、流传度小），要不就是突破了生产力的限制完成灭国成就。跟韩信、霍去病相似，都是神仙仗，属于后人都不敢学的那种。但区别就是韩信是忍受胯下之辱、屌丝光速逆袭、最后兔死狗烹；霍去病是何以家为的少年将军、天子骄子，结局是极其悲剧性地英年早逝。李靖光拿了主角配置，选了主角结局，但就是没走主角剧本。
隋
610年，纯粹看皇帝的话，杨坚杨广，秦始皇父子，都是二世而亡，制度优势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洗劫民间资产且不发生暴乱，但是高压的治理无法长久的维持。
杨广还打了高丽，古代半岛那边都是山，收益低，打下来不划算。
南北朝
很多读友都有共识，五代水平比南北朝低。
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五代前面是唐，南北朝前面是三国魏晋。
历史上，大一统专制以愚民、弱民为务，使被统治者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政治领悟力产生退化。因此大一统崩溃后的剧本往往很烂。正面的例子有：五代菜鸡互啄，明末一群蠢儿。反面的例子有：秦末英雄辈出，晋末异彩纷呈。秦、晋虽然也是专制，但是本身历史很短，在之前也是乱世，因此人的思维活跃，见识丰富，还保留有很强的创造力。除上述例子以外，北宋到南宋的过渡中央政府的大脑是继承下来的；元末也是大一统崩溃，但是元朝本身对基层的控制就比较弱，因此也出了朱元璋等一众豪杰。这一理论最难解释的就是西汉、东汉两朝崩溃时，对此只能说，那个年代是我们民族的青年时代，也是专制的早期发展阶段，专制对人的肉身管制比较严酷，但对人的精神的钳制还没有那么严厉，因此也就冒出来了一批人才。从唐以后，科举制逐步成熟，“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底层的创造力就越来越差了。
北魏冯太后
冯后生于442年，452年做了贵人。
这十年间，北魏对柔然发动了四次战事，最后一次是448年九月。
拓跋焘是北魏第三位皇帝 ， 南北朝时期 的著名统帅，谥号“太武皇帝”，庙号 世祖 。
前面六步走完，最高思想《皇诰》颁布半年多后，公元485年，北魏开启了世纪大改革的第一步，均田。
真的如“均田制”这名字说的那么好听为了均田吗？
真的是为了给没有地的老百姓们发放国有土地给一口饭吃吗？
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清点人口和土地。
逼着大户去官府那里确定自己的田产和人口。
你不确定土地权利将来就全当公田给你分了。
比如你是个超级大户，你家100口人，200个奴婢，你全部指望“均田制”，就是从官府那领300*40=12000亩田。
但很有可能你家有20000亩田。
此次土地改革，你需要向官府汇报你有20000亩田，随后不领田也不还田，这都还是你可以卖你盈余的私田。
国家希望让大户把财产汇报明白，让隐匿于大户手中的户口都出来领公田随后扩大税基。
但是，这均田制有一个巨大漏洞。
隐匿的人口绝对不会因此而去纷纷找你领田。
因为赋税太高。
上一节我们说过，早先北魏的租调负担是极重的，尤其官员增加俸禄后，算上额外的耗费，每户要缴纳帛八匹两丈、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二石九斗。（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
每到有兵事还更加暴力的给你涨到五十石！
税率这么高的原因上一节也讲了，因为北魏前面几十年的基层制度叫做“宗主督护制”。
每个宗族设立一个宗主，主督护，所以老百姓们都聚集在宗主的旗下，经常三五十家为一户。（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
其实就是地方豪族的一个变种。
宗主作为基层行政的联络人去督护本族配合北魏官方征发的赋税和徭役。
一个宗族按理讲应该是一个宗主领导几百户人，但实际上地方官去收税时账面上就只剩一个宗主十几户人了。
一大半的户口都藏起来了。
能从政府那领到90亩农田，20亩桑田，0.67亩宅基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初受田者，男夫给二十亩，课种桑五十株；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
老百姓们有了地，税负也被降到了能负担，小家小户们和广大被宗主霸占的人口得到了独立自主的福音。
但是在朝堂上，中书令郑羲和秘书令高祐等都说：“三长制”看起来好推行，但实际上不好推动。
（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
郑羲还专门赌气道：要是不信咱可以搞试点，砸了以后就知道我没糊弄人了。
（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
太尉拓跋丕多机灵，知道这是冯太后的意思，回答的比较委婉：我觉得这是利国利民大法，我是双手拥护的哈，但现在正是征收赋税的月份，校定户籍百姓一定会因苦生怨，我请求过了秋天等冬闲月的时候再派地方官去推行大法。（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
李冲说了一段封建统治阶级万恶的剥削人的反动话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因为现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去办理，才能让百姓们看到减税的好处，冬天去老百姓只看到了校正户籍的麻烦辛苦，却不知道税已经减下来了，一定会心生怨恨，我们现在趁着推行三长制让百姓知道减税利民的政策推出来了，这制度也就方便推行了。（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
李冲三长制的核心，是大幅度的减税！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让藏匿起来的户口自动找地方官报道！
最后冯太后拍板：设立三长，租调有标准，藏匿的人口能查出来，为啥说它行不通！
（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大领导一怒，都尿了。
（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义）
冯太后在大会上说的很明白，我要的是人口！
“均田制”+“三长制”这套组合拳打出后，看一下各阶层的盈与亏。
490年九月十八，文成文明太皇太后过早的离开了北魏人民，享年49岁。
人走了，但影响力其实并没有走远。
她的政治衣钵传到了孝文帝手上。
冯后这些年对于孝文帝的教导相当系统，孝文帝的汉学功底远超前面五位北魏皇帝。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甚至水平高到了自486年之后的所有官方诏册全是孝文帝本人的手笔。
（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
汉
汉朝建立后，中国进入了很长的统一期。大一统的帝国需要一个稳定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要考虑选拔人才的效率，还必须兼顾政治上的平衡。汉朝选择了推荐制。由于帝国的复杂性，也存在其他一些入仕途径，比如为了照顾高级官员，有“荫子”；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有“纳赀”等等，但主流仍是举荐。
举荐包括两种，一种叫辟召，一种叫察举。辟召就是高级官员可以自己招募下属，进入仕途。但更重要的是“察举”。所谓察举，是指官员们进行考察后，向朝廷举荐人才。察举又分为两种，刺史以上的高级官员举荐秀才，郡守推荐孝廉，所谓“州举秀才，郡举孝廉”。
被推荐上来的人选，需要经过书面和口头考试。内容以推荐科目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些科目中，有一个叫直言极谏科。要求考生对当朝时政得失作出批评，并且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叫作“对策”。汉武帝的名臣董仲舒就是因为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而被选拔上来的。于是，在唐宋以后的历朝，正常用人渠道之外，“直言极谏”成为人才脱颖而出的特殊通道。
汉初的官僚制度还是历朝历代最具有简约之美的。这套官僚制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三公分别是丞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
九卿是九个方向与领域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
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也不多。
这种中央，郡，县的简单连接，给予整个社会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呼吸空间。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所以超级省钱。
西汉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并自称皇帝，史称汉高祖。经过历经12位皇帝的统治，建立了新朝，导致西汉王朝的国祚终结，历时210年。
霸王的对手都是古来第一档，霸王打的他们张不开嘴。
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多了，他会安排大战略，少了，他会安排小战略。他对士兵本身的素质要求不是太高，打仗全靠的是谋略。
汉高祖刘邦
白马之盟共有两个内容，
第一，（对大臣们发誓）国以永存，施及苗裔（只要汉帝国存在，大臣们及其子孙就永远有酒喝有肉吃）。
第二，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也就是说，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如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白马之盟的两个内容构成了一个整体，汉帝国对功臣诸侯们的厚待既是对其过去功劳的报酬，又是实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基础，后者则是刘邦白马之盟的最终目的。
汉武帝
汉武帝名刘彻，汉景帝第十个儿子。一生致力于暴打蒙古，开通了丝绸之路。文景之治时大汉把铸币权给了民间，鹿皮币，白金币，桑弘羊，这玩意失效后汉武帝直接玩了超发货币。后来更是薅起了商人羊毛，哦对了，武帝还卖官，果断的氪金游戏，文帝还只是卖皮肤。
汉武帝可称暴虐，为了开动战争机器，一生从民间敛财无数，晚年巫蛊之乱逼死太子，卫子夫以死明志。
在汉武帝将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之前，他还发行过一种叫做"赤仄五铢钱"的货币，规定价值是五铢钱的五倍；由于其中利益过于诱人，民间都在偷偷私铸这种赤仄五铢钱，汉武帝就趁机将钱币铸造权收归中央，自己一手掌控全国财政，自己制造"通货膨胀“借机敛财。
王莽篡汉
王莽也搞了“货币贬值洗劫平民”，金错刀，推行大面额货币，小型交易无法进行，彻底消灭了小手工业，
造成了严重的通贷紧缩，汉末106郡，王莽十年浩劫，黄河改道。
东汉
东汉王朝自公元25年建立，历经14位皇帝，最终灭亡。光武帝刘秀是自高祖刘邦以来的第九代子孙，源自汉景帝之子长沙王一脉，因此，后世的史学家将刘秀重新建立的东汉视为西汉王朝的延续。
刘秀在位期间，豪族的力量极为壮大，所以在东汉末年出现了大批才华横溢的政治人物。
东汉的“儒”类似现在的媒体。东西汉都出现了大量知识分子没有官方的当官渠道，聚集在一起“壮志难酬”引发暴动的情况，对于大量知识分子的把控是“缓冲带原理”，要尽可能找到无意义的事消磨他们的精力，“资格”被发明了出来。举孝廉而为仕。
茂才，孝廉，汉的官场完全是熟人社会。这个政治制度是为了稳固豪族。
东汉末年分三国
诸葛亮
吏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
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丞相在刘备入蜀后，先是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了《蜀科》作为蜀汉的官方法律大典，然后开始厉行法治，严厉打击蜀中非常严重的阶级矛盾问题。
过去说刘璋的最大特点“暗弱”，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他爹留下的私人武装东州兵侵略地方百姓与当地大户，刘璋又是靠人家救的命，所以根本管不住这帮活土匪，导致了四川人民怨声载道。
刚入蜀定方针时，蜀汉高层是有一种想法的，是想实行类似于当年刘邦入咸阳的约法三章的，是想营造出一种温柔表情面对四川老百姓的。比如老刘就曾经派男友法正去问孔明：咱这是不是狠点啦，当年高祖可不是这样干的，咱要不松松？总理那是多聪明的人，知道这是老刘的意思，但是这个关头，还是诸葛总理能够看清问题的关键之处，
表态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高祖可以宽宏是因为秦太残暴了，刘璋被咱打失业了就是因为他啥也不管，老百姓看不到公平，所以民心完蛋了。
咱们要树立法治思想，一视同仁，拿法条说话，让老百姓们感受到咱们是有章法，靠得住的政府，不是上一届的匪窝子啦！咱们今天的依法治国，要靠法律搞出咱们政府的威严，法律全面推行后，老百姓就知恩感恩，对爵位严控编制，爵位的奖赏就意味着恩荣，要通过法律，将国家拧成一股绳！（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
后来贯彻下去了吗？
那必须啊！不仅老刘信咱总理，法正也是咱丞相的自己人，咱丞相可给孝直兄进行过“随便造”的名誉背书。
《蜀科》颁布后，丞相开始抚慰百姓，规定礼仪，确立官职，制订制度，开诚布公的面对臣民，不仅如此，他还对官吏进行反复的进行廉政教育，并定下了一系列的业务操作流程。（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
生活是具体的！行政也是具体的！法条更要是具体的！
百姓和州官都只能点灯，谁也不许放火，过去嗷嗷乱叫的东州派被丞相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刘备政权靠着诉清过去特殊利益集团的坏影响在蜀地迅速站稳脚跟，整个蜀汉的吏制也是在丞相一手搭建的框架下，逐渐走向了正循环。
蜀汉在法制化道路下变成举国上下“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丞相的法制化道路，暂时的压住了刘备集团非常严重的荆州、益州、东州三股势力的矛盾问题。
全部一碗水端平！ 拿法条说话！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当你所领导的环境中有多股势力互相不服谁，你要咋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平对待各路势力，与此同时将工作量推上去，让所有人心里无怨言而且没空无事生非。
重视农业，兴修水利，扩充基建，倡导工商，依法治国，丞相的治蜀最终效果是：“亮之治蜀，田畋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瞅瞅吧，多好的日子，多好的政府啊。
只有我们捋明白前面诸葛亮这位总理在四川和汉中都干了啥，我们才能顺理成章的理解为何后面丞相能够在12年主政中居然能够干了这么多的事。
益州在丞相的治理下，内政清平，物资动员能力极强，蜀国这个一州之地已经不仅仅是当时人们旧有眼光所说的：蜀小国，一州之地耳。
蜀锦
所谓“蜀锦”，是“织彩为文”的彩色提花丝织品，是所有丝织品中最为精致、绚丽的珍品。
它的制作工艺复杂，耗时费力，为啥叫“锦”，因为音同“金”，自古也有“寸锦寸金”之说。
当时我们说过丝绸之所以会火，有三点属性：物珍贵，耐保存，质量轻。
所以它是可以取代货币效力的。
丞相搞蜀锦买卖，并不仅仅是能当奢侈品拳头产品卖，更重要的是，蜀锦本身就是货币，你发军饷时，你搞奖励时，给将士们发自己国家的货币拳头商品，广大将士们是认可的。
又因为它的这三个特点，人家又是国际贸易的宠儿，你放心可劲的生产，你根本不用担心它会砸手里。
丞相对于“蜀锦”的大规模生产与推广的品牌化之路，使得蜀锦在三国年间的知名度与产量达到了巅峰。
琅琊即琅玡，又称瑯琊、琅邪，是先秦至唐朝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山东省青岛、临沂境内。
秦统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秦是人类历史第一个世界上超大型的、有战略纵深的原住民大国的形成。开创者与继任者的意义完全不同，统一自此成了崇高的理想。
中国本身因为地理气候造成农业多样性，而形成的与生存有关问题的多样性。秦代国家权利只设郡县，全国36郡之间用世界最早的高速公路系统（驰道）连接起来，便于调兵应变。
郡县是二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更进一步是行省制。而行省制度是不断进化的结果。早在汉朝开国，分封诸王就开了三级制的先河，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中国来来回回经历了好几次二级制、伪三级制（最高一级仅仅具备监察功能，没有管理权力）和三级制。
商周
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朝歌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也正常不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朝歌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朝歌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姿态。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朝代，分为西周，东周。从前1046年 延续至 前256年，将近800年。
烽火戏诸侯即西周亡国之君-周幽王，周幽王死后，诸侯拥立废太子 周平王，开启春秋，东周又分春秋，战国。
元圣-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解梦说的正是此人。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东周
春秋的开端是周平王元年东周立国，战国的结束是结束是秦王扫六合。
春秋得名，来源于鲁国的编年史《春秋》，相传是孔子所做，但目前没有定论；战国得名，来源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一二。春秋有儒家的影子，讲究的是礼法；战国以战为策，讲究的是实力。
春秋战国的分界线是韩、赵、魏三家分晋，《资治通鉴》明确过这一点。之所以这件事能成为分界，本质在于周天子的地位。
春秋时，诸侯还是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他们也都是周天子分封的，也都是诸侯的血亲。有大周的礼法在，有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好，争夺也罢，还是比较“君子”的。
诸侯也并不想取代周天子，他们更想在周天子之下当个老二，让其他人服气，打出的也都是“尊王攘夷”的旗号。互相之间摩擦的规模不大，基本都是为了脸面而战。打仗的规矩也很多，也不能用太多兵法一类。
诸侯愿意称“霸”，经过几轮的pk之后，弄出了五个小霸王，史称“春秋五霸”。但是，晋国的三个大夫韩、赵、魏，把晋国给分了，自封为诸侯。一下子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以前的诸侯只能由周天子分封，现在他们用拳头给自己整出了荣誉称号。
更打破常规的是，周天子认可了。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开，周天子正式成为吉祥物，大周体系名存实亡。
我们经常把春秋和战国连称，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春秋与战国之间本质性的差别。
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程度都远超过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贵族的游戏，以荣誉为目标，战争规则明确，风度翩翩。因此，春秋时代被灭掉的都是大国身边微不足道的小国，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吞掉另一个大国。比如，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之间，被攻打了近 100 次，却始终没有被楚、晋任何一方吞并。而战国时代，战争却是功利的，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对方的人口。越国吞并吴国，开创了一个大国吃掉另一个大国的不幸先例，在那之后，灭国战争愈演愈烈，直至秦灭六国。
春秋时代的贵族活得从容而优雅，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用遣重兵把守，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国防范森严，日日枕戈待旦，「不择手段」成了战争的主要手段。春秋时代一个重要的战争规则是「师不伐丧」，如果一个国家出兵时遇到对方国君去世，就要主动退兵。然而从春秋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对方国君去世之时却成了己方出兵的最佳时机。
因此，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也是春秋时代无法比拟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战争通常会在一天之内结束，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代，战争旷日持久，十分惨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公元前293年，白起大败韩魏联军，史载被秦军斩首者达 24 万。而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万的他国士兵。
春秋
当初赵鞅派手下尹铎治理晋阳时，尹铎问赵鞅：是拿晋阳当现金奶牛，还是当养老保险？
（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赵鞅大笔一挥，这是老保账户！不能动！
战国
秦惠文王，是有侠气的雄主，他重用朝秦暮楚的张仪。
秦惠王死后，秦武王自太子时起就不喜欢张仪，于是张仪出逃魏国，并出任魏相，但二年即病死。
大志养出了张仪，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若无这点精气神，摆在姑娘面前的就是个废人了。
地理
孙子说：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关中形胜
在传统意义上，关中地区包括今陕西中部泾渭流域、甘肃东南部及宁夏之一部。历代统一天下者，多起于关中。
关中形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如下：
一，农业发达。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此地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纵横分布，战国末期又曾开挖过郑国渠，土地肥沃，灌溉便利。
二，四塞为固。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
最重要的关口是函谷关，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极尽险阻，函谷关即当道依险而立。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径至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即至南阳盆地。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
萧关，又称陇山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屏障。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
三，地势便利，居高临下，有河流可以顺势东下，后勤便利。张良曾分析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汉中险要
汉中地处关中之南，巴蜀之北。形成汉中地位的地形主要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横亘，秦岭高峻险拔，足以为关中南面屏障；大巴山浑厚绵长，足以为四川北面屏障。几条谷道穿越山岭，成为南北通行的孔道。
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穿越秦岭中部，作为汉中与关中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秦岭高峻，以至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南北交争之际，多以散关为要冲。在西北方向，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在东南方向，汉水连贯汉中与湖北，汉中居其上游。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汉中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项羽封十八路诸侯的时候，只把巴蜀封给刘邦，可能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可惜后来张良通过项伯的关系，为刘邦请得了汉中地，倘若项羽有汉中地在手，那么刘邦想还定三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巴蜀沃野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以此来看，项羽把刘邦封在巴蜀也算比较够意思。
巴蜀即今之四川、重庆，其地理形势有几个特点，分别如下：
一是农业发达，为天府之国。长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底部，东流出川。江河冲积，形成肥沃的平原，宜于农业生产。战国时，秦蜀守李冰又曾营都江堰，灌溉良田千里。
二是外围都是重山峻岭，层峦叠嶂。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其东、北两个方向。在此先谈北边的通道，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进出最为便捷，故金牛道为川北要冲，剑阁为其门户。阴平道则以地形偏僻险恶、易被忽视而更隐蔽。从米仓道南下巴中可趋重庆，南北对峙之际，由米仓道进军可威胁川中与东南之间的交通线。
三，地处长江上游，东出四川的通道为长江三峡，极为险要。对于下流的湖北，东南地区有顺流之势，攻击东南地区，自古多出四川顺流而下。
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崤函险道是先秦时期关中至伊洛平原的唯一通道，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险道西起潼关，东至东崤，位于今三门峡市东硖石。对于这条险道，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四》中如是描叙：“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得方轨，号曰天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楚汉战争相持最激烈的地方即在三川河谷的东端虎牢关，即荥阳、成皋地区。
汉民族的形成
长城和九边正好在中国400毫米降水等降线上附近，也就是说，长城以北就是游牧区，雨水不足，没法种地，中原农民过了长城进入草原，也会变野人。
因为黄河，中华民族走向了大一统。堵与疏：黄河堵不住，含沙量太大，汛期水量太猛。
大禹，十三年专注挖沟，建设分洪渠，改道黄河说淹你家就淹你家，所以个人必须服从团体。
东汉的治水专家王景，采取了 “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 的系统方案，”十里一水门“：在汴渠沿线每隔约十里修建水门（水闸），科学调控水量，起到分洪、减淤的作用。将黄河与作为漕运要道的汴渠分开治理，既解决了漕运问题，又减少了黄河决堤的风险。
参考文献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liubang/200912/1230_9081_1493445_1.shtml
https://paper.people.com.cn/rmzk/html/2017-10/06/content_1810572.htm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E6%98%8E%E5%8F%B2%E7%B4%80%E4%BA%8B%E6%9C%AC%E6%9C%AB/%E5%8D%B779